揭秘“末代皇帝”溥仪的悲剧，电影横扫奥斯卡，中国人为何不喜欢？

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就与意大利合作拍摄了一部电视电影《马可·波罗》，该片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这让意大利人对中国题材意犹未尽。当时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已经凭着《巴黎最后的探戈》、《1900》等片确立了自己国际一流大导的地位，但觉得意大利已经不能再给自己灵感，想换个地方进行创作，于是中国进入了他的视线。他向中方提了两个拍摄计划，一个是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命运》，讲述的是1927年上海工人大罢工的故事；另一个就是《末代皇帝》。中方温和地否定了第一个。

从1984年起，贝托鲁奇进入剧本创作和前期筹备工作，制订了大约2500万美元的拍摄预算，制片人杰雷米·托马斯为了保证影片的独立精神，不愿意好莱坞大片厂参与，因此向五家欧洲的银行各贷款500万美元。而美国人则觉得花这么多钱去再现一段欧美观众并不熟悉的时空，制片人和导演一定是疯了。

1985年，贝托鲁奇开始进行选角工作，对于溥仪的角色，他最先见到的是美籍华裔演员尊龙。尊龙原名吴国良，1952年出生于香港，1984年出演电影《冰人》和《龙年》，声名鹊起。贝托鲁奇对尊龙很满意，认为他具备扮演溥仪所要求的那种表现内在紧张情绪的奇特才能。但是贝托鲁奇还是本着“货比三家”的心态又挑了一圈，最后还是觉得尊龙最好。那年夏天，贝托鲁奇在洛杉矶见到了放弃国内星途到美国学习的陈冲，找到了出演婉容最合适的演员。而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贝托鲁奇最初是想找马龙·白兰度出演，不过白兰度不愿意远赴中国，后来又曾考虑过肖恩·康纳利。当贝托鲁奇见到彼得·奥图时，立即决定由他来出演庄士敦，因为奥图身材高大、金发碧眼，放在红墙黄瓦的故宫和一群中国人在一起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反差。

由于电影采用英语对白，除了扮演监狱长的英若诚，其他说话的演员几乎全部是美籍华人。次要的角色，贝托鲁奇为了增加现场的真实感，让助理满北京地寻找那种具有古老气质的演员。

剧组最大的腕儿当属摄影指导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在来中国之前，他已经凭借《现代启示录》和《赤色分子》两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被誉为“用光线书写的电影大师”。

1986年8月16日，贝托鲁奇带着他的“多国部队”在北京开始拍摄一部使他“最花功夫”的影片，剧组有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和20名英国人，还有30名翻译。

电影《末代皇帝》画面截图

拍摄登基大典，大导演躲在房车里喝威士忌

此前，李翰祥的电影也进过故宫拍摄，而这次的《末代皇帝》则是外国故事片摄制组第一次进入故宫拍摄。更为重要的是，贝托鲁奇成为第一个进入太和殿拍故事片的人，截至目前，也是最后一个。

故宫当时对片场的管理非常严格，没有专门的出入证不让进，彼得·奥图有一次忘带出入证就被拦在外面。此外，一般的机动车也禁止入内，奥图这样的大腕也只好以自行车代步。

由于文物保护的原因，摄制组不能在太和殿的地上摆放设备，轨道、摇臂、灯架全部不能使用，因此，斯托拉罗从殿外打光，并且用手提摄影机拍摄。拍登基大典那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她本想到故宫游览，但因为拍电影没能去成。为了登基那场戏，2000名充当群众演员的解放军剃了光头，制作他们的假发使用了2200磅头发，工作人员事先花了10天时间培训了50名中国员工，使他们能在两小时之内搞定这2000名临时演员的假发和辫子。这一天的拍摄费用非常昂贵，之前就准备了六个月，贝托鲁奇看到如此多的群众演员，自己都有些怯场，悄悄躲在房车里，喝威士忌壮胆。

在拍摄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那场戏时，需要许多辆老式汽车，在中国自然不容易找到，剧组用集装箱从意大利运来了大约20辆还能跑的古董车，随行还有两位意大利技师。但是因为这些车经常出毛病，所以有时候剧组就用绳子拴住汽车，让几个人拉着车走，后期再加上发动机的声音。

影片使用了1100名学生来饰演“文革”期间的红卫兵，贝托鲁奇花了很长时间来给学生们灌输愤怒的情绪，因为当时的孩子们已经体会不到“文革”中的那种情感了。

在北京的拍摄完成后，摄制组还在天津、大连和长春取景，而很多室内场景其实是在意大利完成的。

1987年末，影片全球公映，在伦敦首映时贝托鲁奇坐在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中间。王妃在看到溥仪割腕自杀、洗手池充满鲜血时，吓了一跳。因此，贝托鲁奇在下一个流血镜头出现的前一秒，用手挡住了戴安娜的视线，以免她再被吓到。在中国公映的版本中，只是删节了一些情色镜头，表现“文革”的内容全部保留。

横扫奥斯卡，贝托鲁奇要向中国人叩头

1988年第60届奥斯卡，《末代皇帝》获得了9项奥斯卡奖的提名，在颁奖晚会上，陈冲作为第一个担任颁奖嘉宾的中国人，和尊龙一同颁发最佳纪录短片奖。

陈冲说：“真高兴，没想到奥斯卡最佳电影会提名一部中国电影。”尊龙纠正说：“《末代皇帝》不止是一部中国片，发行它的是美国公司，导演是意大利人，作曲有日本人、美国人，所以……”陈冲连忙问道：“那么这是一部？”尊龙语带双关地说：“可以说是一部环球（美国电影公司）性的影片”。陈冲故作不解：“什么？这不是哥伦比亚公司的电影吗。”

最终，《末代皇帝》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配乐9项大奖，9项提名全部兑现。在今天看来，这一成绩仅次于《宾虚》、《泰坦尼克号》、《魔戒三部曲：国王归来》的十一项和《西区故事》的十项，与《琪琪》并列影史第五。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曲家苏聪还和日本人坂本龙一、美国人大卫·拜恩一同分享了最佳配乐奖，成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中国人（此前黄宗沾、姜岳是以外籍华人身份获奖）。凭心而论，苏聪只写了两首乐曲，坂本龙一和大卫·拜恩的作品从流传度上讲更为广泛一些，坂本龙一还在电影中客串了有“伪满洲国夜皇帝”之称的甘粕正彦一角。

这是贝托鲁奇第一次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他上台领奖时激动地说：“我要感谢中国人和中国，感谢中国政府允许我去拍摄这个‘美丽的国家’，还感谢尊龙、陈冲以及许多在摄影机前后无名的中国人。我应该向他们致以中国式的叩头。这是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我不能将它隐藏起来。”

不过，《末代皇帝》在当时的国内评价并不太高，有一种言论是“《末代皇帝》在国内连金鸡百花都拿不到”。贝托鲁奇承认，在历史与故事之间，他选择了故事。对于中国从1908年溥仪登基到1967年溥仪去世的历史，《末代皇帝》追求一种宏观上的写意与神似，而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考证，这一点最被中国人诟病，影片的西方化视角也让中国人有诸多不习惯。

文 ｜ 熊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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