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长：最影响中美关系的是经济问题，对抗会带来很大破坏

9月16日，以“中国：改革新征程 开放新境界”为主题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在中午以“全球经济与中美关系展望”为主题的午餐会上，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进行了精彩发言。他认为，当前全球面临着核武器扩散和气候变化两个最关键的威胁，中美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对于两国发展、对于全球解决这些威胁都至关重要。他表示，最影响中美关系的是经济问题，而政治制度在两国是否能够有效合作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还从政治失灵等方面分析了美国如今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关税政策等的原因。

（罗伯特·鲁宾在午餐会演讲）

嘉宾介绍：

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先生，美国过去50年当中唯一一个有财政盈余的财长。他就任期间成功地帮助全球经济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墨西哥财政危机，领导了一个基金会，让中国能够成功的入世。

以下是他的演讲实录：

罗伯特·鲁宾：

谢谢刚才的美言介绍。今天早上佐利克发言了，他是外交家，我不是。

非常荣幸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现在正处于中美关系非常艰难的时刻，我非常荣幸地在这个时刻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观点。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是美国的财长，刚才的介绍也说到了，我们和中国一起来反击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帮助中国实现入世，我亲眼看到了中美之间如果是有一个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话非常富有成效，而且互利互惠。最近几年，中美联手确保国际社会支持巴黎气候协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很不幸的是美国撤出了，现在中美关系非常紧张，而且损害了两国的利益。鉴于此，我按照主办方的要求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建设性中美伙伴关系对双方利益如此重要。

对抗性的关系会带来很大的破坏。贸易和投资以及相关的政治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美国经济长期的展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从这个角度说一下，中国过去一段时间有一些受了误导的意见，这样的话对于和美国打交道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全球面临两大重要的威胁，一个就是威胁到地球上的生命，即核武器扩散，另外一个是气候变化。另外，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单枪匹马，就是要让中国和美国认识到现在这两个威胁，攻克这两个威胁。我们现在的国际机制没有这样的执行能力解决现在的问题，长期以来，我认为全球社会要想避免这样的灾难、应对这两个威胁，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应该联合起来在政治、经济、道义上进行劝说，然后联合起来集结国际的支持采取一定的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我发现两国都有强烈的声音试图转向更具对抗性的关系，我觉得这简直是末日之路。美国和中国之间肯定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认为一旦意识到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就应该来克服这些分歧。

说到核武器大家要记住，人类的历史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都有冲突，除非你认为人性会改变，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些人，无论是国家或者非国家，甚至是恐怖主义者就会来使用核武器，这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会带来毁灭性后果的。

说到气候变化，所有气候的科学家都认为这是人类的行为导致的碳排放，这些碳将会在大气当中保持几世纪，这将会对于人类带来很严重的影响。

除了这些挑战以外还有其他的领域都有一些风险，对于各自国家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包括我们对于一些基础设施网络方面的攻击，我们都需要多边合作克服这些问题。

最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问题是最和人民生活直接关联的。从长期经济方面的问题来看，我们之间有一些分歧，但是我们需要进行合作，贸易可以带来比较优势，可以带来全球性的竞争，然后可以给我们带来市场、资本、专业知识，可以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贸易投资方面美国还有很多方面应该进行提升，但是总的来说美国还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而中国实际上还是违反了一些广为接受的贸易和投资原则。

比如大家都知道，早上的时候佐利克先生也说到了，中国对某些出口进行补贴，进口有一些限制，包括保护他们国家的龙头企业。还有就是要有一些购买中国元素的要求，如果外国在中国想要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者收购中国企业的话，就必须要向中国的合作伙伴提供知识产权。另外，大家也都知道，中国也是有一些网络侵占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在这方面对于外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也不是很充分。这些政策和做法可能会有短期的优势，但是也不见得。就看一下中国最具活力的科技公司已经成为全球领军企业，比如腾讯、阿里巴巴，以及子公司支付宝，他们都是全球的巨头，不依靠美国的技术。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也将会成为全球的领军者，这样的话，就和美国和其他经济体一样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中国是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如果说这样大的经济体要扭曲全球经济的话实际是危害自己，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利益，也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会导致其他国家效仿。

当然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国家安全，但是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把这样的例外超过了合理的范围，所以为什么加拿大也是来以此反击美国的一些行动。

再说一下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相关的政策，其实美国的贸易政策一直都很困难，因为我亲眼见证到了，我们当时在做WTO的时候都看到了很多实例，当时还是克林顿政府，我们都知道贸易对消费者的好处非常多，也是分散的，而且有些人充分认可，有些人不会充分认可，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有非常好的建设性意见或者是一些技术发展，实际上都可以有高增长，而且对于人的福祉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的政治系统实际几乎没有任何的作为，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来应对我们看到的挑战。

所以，我们认为已经看到了跟中国贸易相关的政策是有效的，但是所有的主流经济家，比如自由派、保守主义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人，都觉得贸易经济的基本理论这个分析其实是错误的，这个分析就是我们的贸易关系应当通过多边贸易的逆差来评估。实际我觉得任何两个国家都有最优的贸易政策，但是基于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商品需求不平衡肯定是存在的，所以当我们计算贸易差额的时候，服务应当被计入，而不应当像美国当局做的那样仅仅计算货物。当然美国总体经常帐户失衡取决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变量的所有因素，而不是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再说一下关税问题，关税问题受到很多人的热烈支持和讨论，对于施加关税的国家或者对其贸易对手都是有害的，而且我们觉得美国有些人热烈支持贸易战。但是我觉得毋庸置疑，这绝对是有害无益的，对双方都是这样。遗憾的是，关税对于政治家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他可以吸引那些不太熟悉经济政策的选民，尤其是备受国际竞争影响的从业人员，这些人可以给他们投票，所有这些都被政客利用了，他们就希望解决复杂的问题，或者有复杂的对策，推广简便的贴纸解决的方案。

如果我们看到中国为安抚美国政府对双边贸易逆差的非理性关注，我们也看到更换目前的供应商，增加对美国特定商品和服务的购买，我觉得会扭转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体系，而且我会觉得美国的重点应当放在中国不合理的结构性政策上，这些政策对两国都是不利的。当然我觉得他们可以采取很多方式来解决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问题，这些解决方案对于中国有问题的贸易和投资行为，包括此前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赴美投资都是可以谈的，但是现在美国退出了，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单边加税都不是首要的方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我现在再来说一说美国经济的长期前景。

几年前当时我访问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说，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和地缘政治大国，美国正在缓缓的离开。当时这位官员告诉我说渲染了一种同美国打交道的态度，我认为是反的。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领先的国家和经济体，所以双方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长期有巨大的优势，不管是企业家文化，活力十足，劳动力、资本市场灵活、法治，还有根深蒂固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自然资源、大陆规模等等，这都是对未来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然而为了激发潜能我们必须面对巨大的经济政策挑战，致力于实现两个相互依存的目标，一个是强劲的增长，还有广泛的经济福祉。我们的经济政策挑战包括不健全的财政轨迹，或者是合理的移民政策的需要，医改、基础设施投资等等，但是我们很长时间都看到不同的党派，我们需要面对重大的挑战，解决我们的问题。

最近一些年我们看到，在最近一个世纪大多数情况下政治是失灵的，因为这个过程很耗时也很混乱，党派做的并不是非常好。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重建有效的政府，有建设性意见的政府，在我看来这可能取决于是否愿意在政府和党派方面有妥协，作出政治上困难的决定，基于事实和恰当分析的基础作出正确决定，但是这个避免不了政治因素。

政治失灵其实原因非常复杂，很多人从高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十年并没有得到自身的获益，而且很多人还遇到工资压力、工作调职或者干脆失业了，所以很多人有文化上的错位感，也就是被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所抛弃的感觉。那些经济窘困，或者感到文化错位的人，往往都会对政府解决他们的问题能力失去信心，当然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导致他们支持左翼或者右翼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或者是根据象征性的政策，比如说关税。对于很多人，有这种文化错位的人，他们就不去支持那些能够有效解决他们问题的政策。所以情况就越来越糟糕。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其实我一直都看到，在中期选举马上要开始的时候，在未来能不能有这样有效的政府和系统？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过程是没有保证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重建的有效政府，这样才能在政治体系之内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其实很长时间都被证明政治制度非常有韧性，有时候异常严苛的条件仍然可以实现目标，我们看到公民团体和民选官员都在改变我们的政治体系，其实这也是我们社会活力的彰显和表现。

未来可能有诸多变化。在11月6日，对于两党意识形态趋于一致，或者说政党结构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议会利用社交媒体或者支持而不是破坏我们制度的方式吸引选民，有些人之前说50、50，有些人说75、25，还有人说70、30，中期选举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我们看到投票率至关重要，当然我们之前其实民意调查有时候是错误的，不管是英国脱欧还是其他时候，这种民调都是错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这样的确定性，如果说民主党确实能够重得众议院控制权的话，我觉得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国会两党都会更愿意共同努力。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意愿，但是我们也愿意更加努力的去合作，当然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中国就像我们早晨讨论的也有很多的经济政策调整，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中国和美国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但是我觉得对中国的未来经济有决定性的问题是一样的，比如政治制度是不是能够采取明智的行动，比如能不能健全完善的法治、债务和信贷条件、环境恶化和科技发展给人带来的生活压力，人口老龄化，健全的贸易，外国投资和IP、知识产权等等。所以我觉得两国都必须要作出努力，我一直着眼长远，所以我觉得对于两国来说，都必须作出正确的行动，当然有高有低，这些过程可能会比较冗长，也会有挑战性，但是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国能够认识到这些政治挑战，以及如何合作，不仅仅是为了政治利益，而且更多的能够解决地球面对的很大的威胁和挑战。

所以，我觉得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集思广益，就像我今天早晨听到的一样。很多人在探讨想法，我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参加午餐会，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谢谢！

李稻葵：谢谢罗伯特·鲁宾，感谢刚才您的洞见，实际现在是让人困惑和复杂的时间，尤其感谢您最后说的，我们最终会渡过这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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