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创新是永恒的课题

贺天健（右）与江寒汀（左）协作梅花

1959年3月，文化局拜托上海中国画院（下简称“画院”）重新组建的上海美术学校（后改名为“上海美专”）招收了60名学生学习绘画，我就是60个学生之一，那年我17岁，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绘画的学习和创作直至今天。

1959年的时候，画院还不在“白第宅”（汾阳路150号），而在靖江路（今桃江路）上，当时学生进出走淮海路上的门，也就是今天的徐汇艺术馆旁；老画家们从靖江路的门进画院，在南方的一栋小洋房里工作，而60个学生的教室和卧室都在现在徐汇艺术馆后的一幢图书馆大楼里。下课后，我们通过一扇小门、穿过去到老画家的洋房看他们画画。

我记得看到我的老师江寒汀在图书馆大楼的地上画过一张尺幅很大的梅花，贺天健加的苔点，这是为北京人民大礼堂所画。回想起来，当时画院准备之初的69位画师，现在只剩陈佩秋先生一人了，而我们当时念书的时候老先生们都还在。当时我们在美专读高中课程，60个学生基本都是十六七岁玩皮的年纪，每天吵吵闹闹的，听说贺天健先生建议学生和老画师们分开住，后来文化局安排我们搬去了陕西北路近北京路。

以后，1960年画院在“白第宅”正式成立，以师父带门徒的方法招了陆一飞、邱陶峰、毛国伦、汪大文、吴玉梅五个学生，他们五个人也会来上海美专上文化课，而上海美专当时教国画的也是画院的老画师，好比程十发、江寒汀、唐云、应野平、郑慕康等都来给我们上过课，还有一半时间我们学习油画，主要由油画雕塑院的老师讲课，张充仁、吴大羽、颜文梁、俞云阶等来教油画课。当时请求美术人才的培育要整体，要为工农兵服务。

1965年，我从美术专科学校大学部毕业，又分配到画院工作，一起分配进画院的还有张迪平、徐元清、严国基，除我们4人之外，浙江美院和南京艺术学院也分配进四个、美专中专部分进三个，加上画院本来的五个学生，基本上有十多个年轻人。当时准备期间69位老画师还有40多位在世，画院闭会，中心坐的都是老先生，也就是从这时候候开始我和画院老先生们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至于我和画院老先生们接触，最早随着江寒汀先生画画，老师对我特殊好，那时他去苏州也带着我，让我跟在边上学。只是1962年江老师就过世了，后来唐云先生、程十发先生都指点过我画画，他们给学生时期的我影响很大，特殊是程十发先生，别人物、花鸟、山川都行，是个万能画家，还有谢之光先生，工巧和粗暴一路都画得很好。我认为画家应当把面扩大一点，所以我虽然先前主如果画花鸟，但后来山川人物也都画。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开始恢复创作，当时上海的十大宾馆开始招待外宾，需求大批的绘画装扮，老先生们就带着年轻人一起创作，最开始也不签名，只用一个“上海中国画院”的章，当时画了许多丈二的大画，现在想一想也是极难得的。这期间对我绘画的帮助很大，我们画了今后给老先生看，请他们提看法，几乎每张画他们都讲得很详细，赋予许多经历。再后来国家开放了，画院会招待一些国际交流活动，我还记顺应时和唐云先生一起招待过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现在回想起来，同老先生的交流、和国际友人的沟通都对我自己艺术的成长有很大帮助。

我认为西画比较重视写生、外型，而中国画珍视摹仿，通过摹仿学习“文字”，而文字线条、气韵生动又是玄之又玄的物品，不像西画透视、剖解明确易懂。所以现在许多美术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很难画出一张好的大写意中国画，所以像黄宾虹、齐白石60岁以后才成名，也是大器晚成。但现在许多年轻人画写意，走的是西方绘画之路，写生以后，勾线、填色，看上去漂亮，但文字功夫不能够。当时教我们的老师对中国画的文字线条都是比较珍视和讲求的，请求线条能够立得起来，这需求多下很大的功夫。

我们画院有三种作风对我们对影响比较大，一是比较传统的，好比陆俨少先生，他特殊强调传统的文字和方式，彻底走中国画传统之路。二是林风眠先生，他洋为顶用，以西洋画的方式体现中国画，但他既讲求外型颜色，又强调中国画意境。再就是程十发先生，他是融古今中外，熟悉传统，但融入新的元素，将中国的方式和外国的联合起来，画出的作品既有古意，但又很现代。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学习程十发老师的办法。既要有中国的优良传统，然而画的作品又是现代的、能体现出时期的气味。去年我在画院开了一个“印象园林”展览，我希望自己笔下的园林既有中国画特点，又有时期气味。■

（作者系国家一级美术师，黄松依据口述整顿）

录入编辑: 朱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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